[52] 参见前引[9]，汉斯·察赫书，第23页。

联邦宪法法院则在该规范在其‘原始案件中的重要程度的范围内，对其进行审查。根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80条的要求，转介法院应详细审查法律情况，并考虑到文件和判例法中提出的与本审查对象相关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涵盖各种解释可能性与其他措辞用法下的多样性解释。

如前所述，在法官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法律解释请求时，虽然详细说明被审查对象的合宪与否将直接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但在联邦宪法法院对被审查对象的合宪性审查过程中，仅从被审查对象[70]本身出发，而不考虑案件的具体裁判结果。在借鉴他国此类实践经验时，应当充分考虑相应制度的功能定位和程序性规范的嵌合，剖析其内在的逻辑基础和价值选择，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而将其辐射至实践中。[28] 将法官作为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唯一的启动主体，并非故意忽视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违宪法律文件的控诉，而是出于对违宪审查程序内容整体性的考虑。而在排除被审查对象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议之后，再进行合宪性审查，并在满足程序性要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令联邦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并非1954年基本法首创，在魏玛宪法中已经出现由单独的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制度雏形。

[61]从原则上来说，欧盟法相对于德国国内法应当具有优先的地位。出于保护立法者之意志、防止法官对某一法律合宪性的擅断及控制案件数量的考虑，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以双阶段性为基础进行架构，令一般法院与宪法法院合作完成对某一法律的违宪审查，整个审查程序呈现出一般法院法官提出法律解释请求、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明显阶段性界分。换句话说，此类规范——在制宪者的判断空间之内——是有资格被写入《宪法》的。

但如果被解释的条文所涉事项在某一部宪制性人大立法中有直接相关的规定，则应当赋予该法律或其中相关条文以相当高的权重。第一，形式主义宪法观的特点之一是坚持《宪法》以外无宪法，或者说《宪法》完整包含了我国全部的实质宪法规范。张翔教授指出，尽管立法受到宪法约束……但立法者仍然享有宪法作为‘框架秩序之下的‘形成空间或者‘形成自由……叶海波教授在更早时候也说过，坚持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意味着全国人大的立法必须遵守宪法，但将‘遵守等同为‘具体化，将全国人大的所有立法皆视为宪法规范的具体化，则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本文认为，不得逾越宪法界限，当然是没有疑问的，并非新论。

他说，无论是民法典整体，还是其中的具体规范，都只能处于宪法实施法的功能定位上。1.《宪法》与宪制性人大立法 宪制性人大立法是否应该或实际是《宪法》的具体化？答案都是肯定的。

（二）实质主义宪法观修正的理论效果或实践效果 接受这种实质主义宪法观，意味着什么？ 首先，关于合宪性审查。但刘茂林教授认为，宪法典或宪法性法律都是宪法的表现形式。持有最强烈形式主义宪法观的学者，以合法宪法解释来达成人大立法与《宪法》之间的和解。（二）宪法具体化的泛化与失焦 部门法是不是理所应当地承担具体化宪法的任务？这个问题一直争议不断。

在法律部门层面的研讨与实践可以表明： 其一，宪制性人大立法很重要，在概念上配得上单独对待，否则立法实务部门不会以专门类别来作处理，而且认为这类法律亟待进一步加强的观点，也印证了其重要性。因此，坚持立宪主义的价值，但同时也警惕对于实定宪法的过度美化，其实是可以并立而不矛盾的。针对我国宪法渊源是否包括宪制性人大立法，学术见解可谓鲜明对立。但是，由于我们太过强调《宪法》的位阶至上性，使这部法律在其他方面的属性被遮蔽、忽视了。

此时，国内学者也都能充分认识到英国的特殊性，即根据议会主权原则，其议会立法彼此之间并无位阶高下之分，所以，此处的宪法性法律是一个与最高法无关的概念。然而，根据本文定义，这个否认说的目的只是反对使用宪法性法律这个称谓而已。

随着人大立法工作沿着改革年代渐次展开，这些宪制性法律陆续填充着原本笼统而粗疏的制度骨架。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区分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存在的。

对于宪法相关法这个名称，理论界早有注意，但似乎一直未予认同。这种属性当然不是指最高位阶。由于我国目前通行的英文中译一般不区分law与statute，所以，在译介英国宪法时，宪法性法律这个中文概念可能是指：（1）议会立法。这类法律在我国最为流行的称谓是宪法性法律，但这个称谓饱受质疑。我认为，这种普遍且不自觉的观念近年来正在加剧，引发了一些宪法理论与实践上的麻烦。本文将首先引入宪制性人大立法这个概念，作为流行的宪法性法律一词的替代，由此可以避开一些语言纠缠，以便对过往针对此类法律所使用的各类称谓进行梳理和反思。

另一方面，他又把宪法的根本性和至上性笼而统之地概括为包括民法在内的全部法律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这个原则和道理。《宪法》的位阶——也就是作为根本法的第二重属性——通过这种界限或禁区得以展现。

但形式主义宪法观的兴起过程就是《宪法》的最高位阶属性逐渐遮盖其他属性并循此狭窄镜头观察《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关系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中外宪法其实并无本质差别。

本文认为，这种理论上的不断修补、延展甚至扭曲，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形式主义宪法观的出发点是缺乏坚实基础的——《宪法》并不完备。第一，对域外法的介绍及中外比较。

走出困境：一种实质主义的理论修正 （一）本文主张 本文认为，应该还《宪法》以本来面目，这是指，既不折损其应有权威、不阻绝其效力实现，也不要赋予其不能承受的任务。十年之后，民宪关系争论再起，郑贤君教授直接提出作为宪法实施法的民法这一全新命题。如陈景辉教授所点评，只有宪法与部门法或宪法与其他法这样的表述，而不可能有民法与部门法或刑法与其他法这样的表述。既未交代根本性、至上性以及不抵触之要求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未交代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是不是他所理解的立法例中的根据宪法一词的同义替换，或者说，是不是仅指不抵触宪法。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以民法来概括这些法律，而这种概括正是以规范的实质属性为标准的。《宪法》与民法之间确实有联结，但这个联结方式并不是具体化。

正如前文一再指出的，规范实质之所以重要，《宪法》的调整领域与效力位阶之所以不能混为一谈，正是因为组织法等法律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和素来引发争议的那些宪法—部门法关系，差异明显，因此完全可以并应当分开处理。而一些没有被写进这部法律、却写进其他法律的，就没有被我们赋予此种地位，但位阶的差别无法抹杀其他方面的联系与共性。

（2）鉴于民法已丧失现实宪法的功能，无法自足证明与保障其正当性，能为民法典补强正当性的……是宪法。以英国为典型，不成文宪法国家一般被理解为缺乏一部宪法典（codified constitution）的国家，但其实质意义上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则散见于不同形式或渊源之中，其中一种法律形式是议会立法，即制定法（statute），还有一种法律形式是判例。

两相权衡之下，为了维系一套解释得通的宪法学理，我们应当接受实质主义宪法观。从合宪性解释的实践来看，大多数是引入了《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作为法律解释结论之最终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较早尝试着从学理层面对此予以回答的，是郝铁川教授，其良性违宪说敏锐地抓住了《宪法》文本与反映改革合理性的后续法律之间的冲突，但他以良性诊断来证立人大立法的正当性并以此排除违宪嫌疑的论证路径，引发很大争议，但郝教授提出问题的角度、判断表面违宪的标准等，都透露出他所持有的形式主义宪法观，而这种思维实际上是普遍性的，那场学术争鸣的参与者都处于其框限之中。这种思维会导致以下现象： 第一种现象是，因为宪法一词仅指《宪法》，所以宪法性就相当于《宪法》性，也就是《宪法》的属性。

有关我国根本制度与根本任务的规则，被写进《宪法》的，获得了最高法律的地位。但如果针对我国而提问：我国是否有宪法性法律，或《人大组织法》算不算我国的宪法性法律，就会有不同的回答。

本文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早已放弃或拒绝以实质意义的宪法来作为上位概念。然而这多半是一种源于想象的指控。

换个角度来看，《宪法》与组织法、自治法、选举法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借以组建（constitute）这个国家的法律手段，《宪法》的积极落实非常依赖于后者。这里的逻辑是：因为这部法律在实质方面，即调整对象方面，具有根本性（最高级别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赋予其至上性。